孔子在两千多年之前开创了平民教育，第一次实现了“有教无类”。然而，孔子的一生绝非坦途，他辗转各国之间，忍饥挨饿、受尽讥笑乃至遭受围困，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未得到当权者的赏识，一度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”。但是孔子并未退缩、并未沮丧、并未放弃，原因何在？

《论语·尧曰》载孔子之言：

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

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至高诉求，当你与之连结时，万物将只为你存在，你拥有无穷力量、莫大的价值。当你知道自己为何而生、为何而活，遇到困境时，就永远不会绝望。

“子畏于匡。曰：‘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’”

孔子到了匡这个地方，匡人把孔子以及孔子的弟子包围起来了，想杀死孔子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孔子的长相跟阳虎很像，阳虎曾经在匡这个地方谋害过匡人，而且以前给阳虎驾车的人，现在是孔子的学生，也在给孔子驾车。

因而孔子与匡人的冲突，不是国与国的战争，而是民间私斗、械斗，这就叫“畏”。

局势非常危急，弟子们都很害怕。

拘之多日，这是孔子一生中惊险的时刻。后来，颜渊赶来了。以下这段对话，几乎是论语中最感人的一个场面。

孔子悲喜交加地说：“吾以汝为死矣。”（我以为你死了）

颜回情深意切地回答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（老师尚在人世，我怎敢先死）

短短两句，患难之际、相惜之意、千古悠悠、历久弥新。

然而，冷静下来以后，孔子的心态非常坦然，他说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斯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

周文王远去了，他的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？如果上天要让这文化礼制断绝，那么“后死者”——就是“我”，孔子自称——就不可能继承这一文化遗产。如果上天不让文化断绝，要让文化传承下去，那么，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
《论语·宪问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“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‘奚自？’子路曰：‘自孔氏。’曰：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

有一次，子路外出回来，到了曲阜城门时，天色已晚，城门已经关闭了，于是子路便在城门口住了一夜。

第二天清晨，负责开启城门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个人睡在了城门口，便走过来查问道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

子路回答说：“我从孔先生那里来啊。”

守门人笑道：“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，却还是坚持去做的孔丘吗？”

明知做不到，还要做到底。也许，在守门人眼中，孔子是愚蠢的。

其实，孔子的这种“愚蠢”，正体现了他的伟岸。

晨门知道事情之不可为，故不为。相比之下，孔子亦知事之不可为，但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，这些事是“道义”之所在，因而他义不容辞、无所畏惧地奔向自己的命运，“汲汲遑遑，若求亡子于道路”。

孔子一生，辗转诸侯各国之间，受过围困、挨过饥饿，然而始终得不到诸侯国君的赏识，因而不得其位，但似乎从未见他流露出退缩之意、沮丧之情。

对此，北宋理学家程颐曰：“知命者，知有命而信之也。人不知命，则见害必避，见利必趋，何以为君子？”这一层阐释得更明白，因为君子知道了自己的天命，反而无所畏惧。

近代学者钱穆曾说：“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，正是一种知命之学。”

任何想真正有所成就的人，都是使命驱动，唯有使命，才能赋予其至诚无息的驱动力量。

有了使命驱动，才会为了伟大的目标奋斗，才有用不完的动力，才有永不枯竭的激情。

在全社会普遍重视教育的当下，教师身居其中，是教育改革中极其重要的因素。全社会都应该致敬教师，而广大教师应自觉担当起中华文化的教育使命，托起学生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