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一部36年前上映的老电影时，赵金建内心潸然。

从一间40平方米的小店，到多家超市和酒店，最难的时候，他似乎从未迟疑。如今，50多岁的他有资金、有团队、有30多年的经验，却为“要不要进城”犹豫了整整两年。

他缺的不是一个店址，而是一个让自己再次出发的理由。

 “那家店，我看了两年”

做了30多年乡镇商超，赵金建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：乡镇里的人正在变少。

“年轻人陆续外出，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不是春节，也不是赶集的日子，街上常常冷冷清清。”

客流在变。

“蔬菜、水果、鸡蛋，同行大多从相似的渠道进货。你卖两块钱，他也能卖两块钱。价格战打到最后，谁都剩不下多少利润。”

身边劝赵金建去市区开一家大型商超的声音，从未停止。

“城市人口更多，消费能力更强，也不断出现零食集合店、折扣店等新业态。”

赵金建也动了心。两年里，他一次次去看位置，算面积、租金和客流，设想一家五六千平方米的大型商超开起来以后，会是什么样子。

可是，每次接近决定，他又停了下来。

“如果进入城市，过去积累的顾客、信任和对当地生活的理解，还能剩下多少？在一个陌生的市场里，企业真正不可替代的东西又是什么？”

这种犹豫不前，不像他的风格。

年轻时，赵金建没有资源，也没有退路，认定一件事，便马上往前走。如今，条件比过去好了，他反而迟迟迈不出那一步。

不是没能力，也不是缺资金，只是那个方向，更多来自外面的声音，没有真正抵达他的内心。

 “要么不干，要干就争取干得最好”

赵金建小时候曾在北京生活。后来，父亲提前退休，一家人回到河北农村。

家里不算特别贫困，钱却总是不宽裕。他记得，父母有时会为一块钱、五毛钱争吵。

17岁那年，他不再上学，开始赶集卖冰棍。

别人走街串巷，他专门赶十几公里、20公里外的大集。凌晨两点多起床取货，中午卖完，再骑车回来。

那时，他心里就有一股劲：“要么不干，要干就争取干得最好。”

结婚后，他和妻子赶集卖服装，从自行车换到三轮车，后来又去县城开起服装店和鞋帽店。

生意逐渐稳定，三年半后，两个人却把店都转让了。

“县城离老家30多公里，父母年纪大了。”赵金建觉得，自己应该回来。

回乡后，夫妻俩做起烟酒批发。那时，乡镇生意离不开赊账。货卖了不少，钱却压在外面，越到年关，手头反而越紧。

一次去青岛，他们偶然走进一家“超市”。

货品整齐地摆在货架上，每件商品都标着价格。顾客自己挑选，到收银台结账，没有人讲价，也没有人赊账。

赵金建第一次发现，买卖还可以这样做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夫妻俩无心游玩，每天都去那家超市，看货架怎么摆、价格怎么标、账怎么结。

回到当地后，他们停掉烟酒批发。

1997年前后，两个人在乡镇开出第一间超市，只有40平方米。

赵金建按照进货价，加上15%到20%的利润，把价格清楚地标出来。

乡亲们不习惯。有人买了十块零五分的东西，也要他把五分钱抹掉。赵金建不肯，对方便说：“小赵，你一分钱都不让，这辈子也干不好买卖。”

他还是没有让。

时间久了，人们慢慢发现，这家店虽然不讲价，东西却没有卖贵。谁来买，都是同样的价格。

一家小店最早的信用，就这样从几分钱里长了出来。

后来，小店变成大店。2006年，2700平方米的晨光商厦开业。

有人对他说：“楼你能盖起来，但这么大的商场，你经营不了。”

赵金建确实不懂管理，只能一个坑一个坑地踩。此后，企业逐渐发展为多家超市和酒店，员工一度达到600人左右。

一次次成功，也让他越来越相信，只要敢干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。

2014年前后，电商平台和各种新项目不断出现。他跟着朋友投电商、粮仓、煤炭，也借钱给前来求助的人。

有些项目最初赚过钱，后来投入越来越多，资金却再也没有回来。

“那几年，投什么赔什么。”

他后来形容，那时的自己有些“走火入魔”。

超市做成了，便以为其他生意也能做成。过去的成功给了他勇气，也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边界。

多年后，他才承认：“不是我赵金建多么厉害，是赶上了那个年代，赶上了红利。”

一个人顺利时，很容易把时代给的机会，算进自己的本事里。

他曾感慨：“人这一辈子，都在为认知买单。”

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

经历投资受挫后，赵金建重新把注意力收回零售。

传统商超越来越难做，他和妻子开始自己生产馒头、花卷、糕点等食品。

最初两个月，夫妻俩几乎每天都在一线。妻子盯烘焙，他盯馒头房。

过去从供应商那里进来的馒头，一斤要卖两块多；自己生产以后，价格可以降到一块七八，面粉、卫生和制作过程也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有顾客吃过后对他说：“赵总，这馒头真好吃，也太值了。”

赵金建会认真计算，一个家庭一天能省多少钱，一个月又能省多少。

在他看来，“为顾客好”不能只是一句话，要落在馒头的质量里，也要落在几毛钱的价格里。

食品加工逐渐做起来，企业似乎又找到了节奏。但下一步往哪里走，依然困扰着他。

2026年6月，赵金建带着“如何去城市发展”的问题，走进战略课堂。

在那里，他看了那部36年前上映的老电影。

银幕上的主人公，面对一片贫困、艰难的土地，想到的不是离开，而是那里的百姓，还有那些没有做完的事。

赵金建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。

这两年，他一直在问：哪里人口更多？哪个商圈更大？什么业态正在增长？

却很少再问，自己最放不下的究竟是什么？

他想起自己第一间40平方米的小店。

那些乡亲走进来，买走一袋盐、一桶油、一袋米。一次交易不过几块钱、几十块钱，却一点一点养活了他的家庭，也养大了后来的企业。

年轻时，他总觉得，这一切是自己能吃苦、敢拼，才挣出来的。

此刻，他看见了另一面：也是这方土地上的人，用一笔笔很小的生意，把他和企业托了起来。

“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我也是农民的儿子。”

他不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出身，却像是第一次真正认出这个出身。

幼年时，他跟随父母回到乡村；结婚后，他从县城回到父母身边；创业时，他又把在青岛见到的超市带回乡镇。

他向外走过很多次，也回来过很多次。

过去回来，是为了父母，为了生计。这一次，他已经有能力离开。

留下来，才真正成为一种选择。

“这方百姓养活了我和企业。现在生活好了，就到了应该回馈父老乡亲的时候。”

赵金建后来才明白，他寻找了两年的，并不只是一个商场地址。

他真正寻找的，是走过半生后，还有什么事情，值得自己再全力以赴一次。仅仅为了再多开一家店、把规模做得更大，已经很难唤起他年轻时的全部热情。

可是想到那些留在乡镇的老人和孩子，那股熟悉的劲又回来了。

“为了身边的父老乡亲，我有干不完的事。”

 “父老乡亲需要啥，我就做啥”

回到企业后，赵金建没有再急着去城市看位置。

过去，他看到的是人口减少、消费能力有限，是一个正在收缩的市场。现在，他先看见了许多没有被认真解决的事。

“年轻人大多在外工作，家里留下老人和孩子。有的老人不会使用复杂的手机软件，买东西、收快递并不方便；乡镇商店里的商品不少，却很少有人专门准备软质、低糖、易消化的食品；一些老人买完东西，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坐下来歇脚、喝口热水的地方。”

地方没有变，人也没有变，变的是他看待他们的方式。

赵金建和团队围绕父老乡亲的需要，归纳出三个方向：便民、利民、惠民。

“帮助老人代购、代收快递，是便民；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商品，是利民；在店里留出休息区，准备桌椅和热水，是惠民。”

这些事情都不大，也不像进入一座大城市那样耀眼。但一家乡镇超市因此有了另一种可能：它不只是卖东西的地方；也可以是快递代收点；是老人歇脚的地方；是一个离生活更近的服务站。

赵金建的企业还有酒店、餐饮和食品加工，也有经营多年的团队、场地、供应商和同行伙伴。

过去，他把这些看成企业拥有的资源。现在，他开始思考，这些能力还可以共同为一方百姓解决什么问题。

“父老乡亲需要啥，我就做啥。”

这句话听起来并不新鲜，但它从一个人30多年的来路里长出来，就有了分量。

晨光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金建

写在最后

那部让赵金建内心潸然的电影，是1990年上映的《焦裕禄》。

电影里的焦裕禄，面对贫困、艰难的兰考，想到的不是离开，而是那里的百姓。

这恰好照见了赵金建两年来的犹豫：他一直在寻找更大的市场，却直到此刻才明白，自己真正放不下的，是脚下这片土地，也是那些曾用一袋米、一桶油，托起他和这家企业的乡亲。

一部经典中有句话：“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”

人不是不能走向远方，只是不必困在别人定义的远方里。放下那些关于“应该去哪里”的答案，心里真正愿意承担的事，才会渐渐清晰。

赵金建没有否定城市，也没有拒绝更大的可能。他只是重新听见了那个朴素的声音：“父老乡亲需要啥，我就做啥。”

有时候，最好的市场不在远方，就在脚下。